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带着典籍逃到，《王的归程》阿富汗何以逃脱被殖民的命运?了
喀布尔沙阿苏贾乌尔穆鲁克的宫殿。 1839年8月，苏贾被英国人重新登上王位，成为国王。
锡克教统治者兰吉特·辛格是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激烈竞争对手，他在旁遮普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
英国占领下的喀布尔集市。
1840 年11 月，阿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Amir Dost Mohammed) 向英国公使威廉·海·麦克诺顿爵士(Sir William Hay MacNaughton) 投降。
《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
作者：（英国）William Dalrymple 译者：何昌伟、李飚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
阿富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自1973年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来，阿富汗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仅40多年。 1919年，距离“国父”艾哈迈德·沙阿统治世界并于1747年建立杜兰尼王朝仅持续了不到三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整整100年。
此前，阿富汗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人口仅占大多数的普什图人，还有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等少数民族。这个国家有许多部落，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即使有一个，阿富汗也只是一个更大帝国的附属物。 “阿富汗”这个词根本不存在，人们把它和中亚统称为呼罗珊，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数百年来，各方都将阿富汗作为无休止战斗的舞台。然而，到了近代，救国压力逐渐迫使人们团结起来，开始建国进程，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1842）标志着阿富汗民族国家的过渡。一种仪式。
英国作家威廉·达尔林普尔详细描述了这场令人心潮澎湃的史诗般的战斗。 1809年，杜兰尼王朝最后一位国王苏贾汗因内战流亡，但30年后在英国军队的支持下重新掌权。本书的标题是《王的归程》，因为王位有得有失，有失有得。
英阿战争服从于宗教战争的传统
1839年，苏贾汗在英国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帮助下重新获得王权。重新统一阿富汗、建立巴拉克扎伊新王朝的多斯特·穆罕默德被俘，其子阿克巴·汗带领全国军民继续抗战，打败西方殖民者。不沉的帝国遭受了远征以来最大的失败，仓皇撤退。英国随后进行了成功的报复行动，但未能挽回失去的面子和收获。
日不落帝国成为第一个在阿富汗失势的超级大国。 “帝国墓地”的绰号不胫而走。此后，苏、美军队相继在此遭受屈辱。普什图人吹嘘自己所向无敌，甚至连老鹰都飞不起来。事实上，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以前就来过这里，通常会实行限制制度，只控制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少数争议激烈的地区，而对该国其他地区不加控制。是的。阿富汗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石油，没有水，所以外国人真正向往的是富裕的印度。
从松花江平原到呼罗珊，亚洲广阔的内陆地区是众多游牧部落的家园。他们以水和草为生，秋天越过中国长城和兴都库什山脉南下，侵入汉朝、九州和印度次大陆。
16世纪初，莫卧儿王朝的创始人巴布尔自称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裔，以喀布尔为跳板，直奔恒河。到了1739年，贵族们已经文武双全，战斗力大打折扣，连首都德里都无力保卫。被誉为“中东拿破仑”的纳迪尔沙奋起率军南下。他更积极地掠夺农业文明世界，而不是统治它。在对德里造成严重破坏后，入侵者带着金银财宝心满意足地回国。纳迪尔沙阿被刺杀后，他的将军艾哈迈德沙阿建立了杜兰尼王朝，并四次入侵南亚。擅长弓箭、马术的蛮族埃地人，入侵中原，占领土地，称王，却在富饶的文布乡村腐烂，图谋被新的蛮族击败。时间。历史阶段。近代，随着殖民主义抵达远东，外国人依靠强大的船只和强大的大炮，轻易地将骑兵和射箭的战术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1842年阿富汗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专门搜查了马哈茂德（971-1030）的皇家陵墓。他是第一个深入南亚内陆的外国侵略者。据非官方记载，皇家墓门来自苏马纳德神庙。马哈茂德带领他的穆斯林军队南下，占领了这座最宏伟的印度教寺庙。寺前檀木门。
英国政府试图向民众解释，它袭击北方的敌人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印度人民，洗刷800多年的国耻。英国军官罗林森发现了马哈茂德墓的木门，将其拆解带回印度，并巡视各地进行展示。
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不仅是一场现代殖民侵略行为，而且也属于更悠久的宗教战争传统。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到重新征服西班牙，从732年普瓦捷战役到1683年维也纳围城战，新月和十字交替出现。法兰克人（中世纪阿拉伯人对所有基督教民族的称呼）和撒拉逊人（中世纪欧洲人对所有穆斯林民族的称呼）已经交战了数千年。我就是这么做的。
在抗英斗争中，阿富汗有了自己的王子萨拉丁，——阿克巴。吟游诗人歌颂他的侠义和高尚事迹，这些诗被编成《阿克巴本纪》，与《罗兰之歌》、《熙德之歌》一起属于英雄史诗。
尽管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客观上加强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团结，但普什图人最初并不承认他们作为奥斯曼哈里发精神领袖的地位。战争结束后，国王发誓要向哈里发投降，并在每周五的朱穆阿上背诵哈里发的名字为他祈祷。
虽然资源稀缺，但已成为内亚地区的集散地。
阿富汗的土地是如此贫瘠，连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都说：“这里除了人和岩石之外什么都没有。阿富汗几乎没有值得西方殖民者争夺的资源。这里80%的面积……都是山脉和高原。” 20世纪80年代，一位抗战老兵自嘲道。 “当安拉创造世界时，世界已经被创造了。但手头仍然有很多剩余的材料和碎片。”
在文化和地理上，阿富汗与南部的穆斯林地区相连。克什米尔盛产羊毛，信德省金融业发达，旁遮普省盛产小麦和棉花，这三个邦构成了现代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地区。
商队将纺织品从南方运送到手工业落后的游牧部落，将特产从北方运送到巴基斯坦港口。喀布尔地处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是内亚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城内的alata Bazaar（集市在突厥语中意为市场）是内亚最宏伟的购物中心建筑。
在古代，呼罗珊的强者肯定会赢得蜀国，征服并占领从帖木儿到艾哈迈德沙的南部圣地，但弱小的统治者肯定会失去南部和阿富汗本土。最后一位国王苏贾汗显然属于后一类。杜兰尼王朝末期，英雄们争夺王位。信德省分裂为数个诸侯国，锡克教（15世纪创立的新宗教）在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省扎根，形成了堪称南亚教皇国的神权国家。多斯特·穆罕默德继承了喀布尔的王位，但无法恢复昔日的统治地位。
侠义武功和商业精神是现代化的两种动力，但两者都不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或许是少数几个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之一，但其基础是江户时代的封建分权制度，关西地区的工商业集团和关东地区的武士武士相互竞争。信德金融家批准贷款并控制阿富汗王子的钱袋的情况似乎是“大阪商人愤怒，世界王子恐惧”的翻版。
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城邦的经验表明，没有封建骑士制度的保护，有产阶级变得腐败，成为暴君和外敌的牺牲品；阿富汗的经济生产下降，停滞导致战士变得暴力，不守规矩，陷入无尽的麻烦。在一个既缺乏侠义又缺乏商业精神的扁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更加痛苦。
扁平化社会滋生原教旨主义狂热分子，他们煽动土匪战争，宣扬财产平均主义，消灭有产阶级，从而推动社会扁平化。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地区，社会内部的稳定性也更强。自由的商业竞争以及财富和奢侈的展示同时受到压制，富人有义务帮助他们较贫穷的亲戚和邻居。潜在的流氓无产者得到了救济，阶级叛乱的隐患被消除了。
王子和贵族都遵循重视正义而不是财富的价值观，包括他们的敌人。当阿克巴王子收到一名英国战俘的求助时，他毫不犹豫地捐赠了1000卢比。对方写下借款后，他立即撕了，说：“只有小商人和小贩才需要这样的东西，先生们不需要签订书面备忘录。”。
阿富汗所谓的王朝更迭，按照中国历史的标准，实际上是部族和部落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类似于蒙古取代鞑靼人的战争。在税收方面，喀布尔政权不如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甚至还向一些酋长缴纳钱粮以安抚各省。 1739 年，纳迪尔·沙阿(Nadir Shah) 袭击德里归来，并向山口沿线的部落缴纳过路费。我能够安全通过。
英国在支持傀儡政府时失败了。
事实上，多斯特·穆罕默德是如此强大和军国主义，以至于当苏贾汗复活并成为他的傀儡国王时，部落首领都袖手旁观并欣喜若狂。英国的武装入侵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轻松占领了两个首都（坎大哈和喀布尔）。随着新政府实行现代化改革，强化集权，就连杜兰尼王室最忠诚的成员也纷纷叛逃，让英军四面楚歌。
传统上，中央卫队的人员都是普什图人，但现在也从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招募人员。英国军队也向北移动，试图在阿姆河沿岸建立边界。奇怪的是，苏贾·汗的个人权力并没有增加多少，她只是扮演着政治锅的角色。英国公使麦克诺顿表现得像个皇帝，干涉阿富汗内政。
军事行动初期，印度总督考虑永久吞并阿富汗，还想将夏季首都从斯里拉姆迁走（英国岛民不适应印度的亚热带气候，所以每年夏天英印政府都会迁往凉爽的地方）和干净的斯里拉姆）喀布尔谷。经过深思熟虑，伦敦决定要么避免赤裸裸的直接统治，要么寻找合作代理人。苏贾·汗最信任的总理因主张独立而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腐败无能，但却温顺顺从的人物。
在理想的英阿联盟中，喀布尔应该强大到足以保护自身安全，但又不足以强大到反抗西方。今天阿富汗的问题是这种理想局面无法实现。如果美国增兵，民主派将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更容易被指责为傀儡政府，而撤军则可能导致塔利班死灰复燃。
现实主义外交官只是认为，像阿富汗这样的欠发达国家不适合民主制度，推动美国式民主的尝试注定是徒劳的。第一次英阿战争以驱逐篡位者、捍卫合法君主制为由，未能支持苏贾汗复辟。
当伦敦当局讨论阿富汗时，惠灵顿公爵自然地将其与他过去的功绩联系起来。按照伯克的保守主义观点，反法战争不是针对法国，而是针对篡位者拿破仑，目的是支持复辟合法的波旁王朝，实现“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当威灵顿的军队占领法国南部时，他们从容地没收了地方税收并建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并在拿破仑倒台后将权力移交给了路易十八。
英国在阿富汗的统治本应如此，但尴尬的是，游牧部落显然不接受合法性，只有“那是我们应该做的”的承认。征服者不敢征税，只能自掏腰包维持日常生活。
到1841 年，战争成本已达1500 万英镑（以现代货币计算远超过500 亿英镑），而占领的总成本为每年200 万英镑。印度总督告诉伦敦：“钱，钱，钱是我们的第一、第二也是最终的问题。”
为了省钱，麦克诺顿大幅减少了给予普什图人的传统津贴，并削减了清真寺维修资金，引发了战士和神职人员的普遍反抗。 1841 年11 月2 日爆发民间起义时，毛拉发布了圣战命令，并册封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为“圣战伊玛目”。 “这结束了这场起义的激进性。它与埃及的马赫迪运动完全不同。叛乱分子无意发动革命、贫富均等或建立人间天堂。”他们只是在反抗异教统治。
普什图人不是一个宗教狂热的民族。他们很少遵守规则和规定，也不关注宗派冲突。逊尼派和什叶派男女之间的婚姻非常普遍。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位期间，积极推动商业和投资，犹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印度教商人在首都随处可见。尽管国王对乌里玛（伊斯兰宗教学者）给予优待，但他从来不允许宗教权威凌驾于国王的权威之上。
伟大博弈中鹰派与鸽派之间的战斗
大英帝国在出兵阿富汗的同时，占领了新西兰，将南非布尔人驱逐出家园，并在珠江口用炮艇撬开了清朝孤立的大门。
4000余名英军来到南京逼迫道光皇帝签订条约，但阿富汗军队击败了英军，并向对方索要赔款与和解。 1841年11月2日，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无力平息，于是与阿克巴签订停战协定，撤退到印度。撤军随后演变成一场溃败，甚至比美国退出越南战争还要尴尬。
山路陡峭，又是冬季，路况更差。由于游击队和严寒的双重打击，英军伤亡惨重。 4000多名正规军士兵中只有750人幸存，12000多名陆军支援人员中三分之二以上死亡。
兴都库什山脉主要道路附近的部落长期以来对补贴削减不满，并在英军逃亡路线上伏击袭击，使补贴削减成为反英抵抗的主要原因。互相促进。伦敦的鸽派民众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战争，花钱和粮食去阿富汗训练军队和官员是极其不合算的。英国的海外利益应该仅限于商业，亚当·斯密主张干脆放弃殖民地。贸易壁垒取消后，商品广泛流通，殖民扩张不再必要。自由派一再扰乱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尽可能采取间接统治，形成“意识缺失的帝国主义”。
如果这纯粹是军事失败，伦敦政府可能会要求与阿富汗停火来解决问题。然而阿克巴王子却通过欺骗取胜，这一系列行为达到了连鸽子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原本答应与英国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但他突然突袭，射杀了手无寸铁的麦克诺顿，并将其尸体肢解挂在市场上公开展示，两军同意停战。以换取安全撤离，但虽然承诺沿途派出护卫队，但却食言，允许游击队袭击英军。更糟糕的是，阿克巴还俘虏了90多名英国官员，并将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扣为人质。
1842年2月，伦敦内阁改组，鹰派掌权，计划反攻阿富汗。三个主要目标是解救人质、推翻阿克巴、复仇，而执行任务的单位名称是——“惩罚部”，非常容易理解。战斗的特点是迅速、激烈，并不是为了彻底消灭敌军，避免陷入持久战。这种战争方式演变成了今天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以色列也经常对阿拉伯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以惩罚他们不遵守条约的行为。
战争初期英军纪律非常严明，鹰派认为民众起义的原因不是他们太凶猛，而是我们不够凶猛，太软弱了。如果我们不给东方人一个教训，英国人真的会认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阿富汗是为了帮助穷人。
英阿战争涉及更广泛的领域。从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到沙漠覆盖的呼罗珊，再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亚洲各地进行了公开和秘密的战斗，被称为“伟大的战役”。游戏的历史。
俄军的双头鹰，一侧面向欧洲，另一侧面向亚洲。自从解除鞑靼枷锁后，莫斯科大公国不断向东推进。沙皇俄罗斯占领了哈萨克斯坦，接受了波斯，向多斯特·穆罕默德示好，并对英属印度进行了围困。锡克教领袖为了保护西北屏障，向英国和印度政府投降，并没有教胡玛如何翻越银山。
多斯特虽然与英国人无仇，但除非忘记收回旁遮普、信德、克什米尔等失地，否则他不可能与英国人和平共处。伦敦和加尔各答的鸽派势力正在努力维持普什图人、锡克教徒和波斯人之间的和平与友谊，但华盛顿当局在维持印度、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和平与友谊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像今天的反恐战争一样困难。
布什总统奉行单边主义，正是因为维持外交平衡的复杂性让他束手无策。大英帝国内部的鹰派也有类似的想法，先是为了国家利益推翻多斯特并支持苏贾汗，然后又为了国家利益抛弃苏贾汗。在短暂的复辟时期，英国军官保护盟军，严格纪律士兵，不允许民众有任何骚乱，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叛乱蔓延到全国各地。
1842年，英国“惩戒师”前往阿富汗，采取焦土政策，沿途烧杀抢掠。在一个部落村庄，士兵屠杀了所有成年男性并强奸了所有女性。阿克巴王子原本以为英国人温文尔雅，没想到他们也有残忍的一面，在保卫首都的时候干脆弃城而逃。
为了追求胜利，英国人占领了喀布尔以北55 英里的伊斯塔利夫宫，那里有美丽的葡萄园和果园，是王子和大臣的隐居地。士兵们洗劫了宫殿里的精美家具和金银珠宝，但英方坚称报复行动是针对巴拉克扎伊王朝，而不是针对所有阿富汗人。二十年后，他们又以同样的借口洗劫了圆明园。
眼看阿克巴陷入危险，这位看守90多名英国人质的普什图族领袖与敌人私下达成交易，接受了2万卢比的贿赂，将人质归还给了英国军队。当他们安全获释的消息传到欧洲时，伦敦充满了宽慰和喜悦。 “惩罚部”基本完成了目标任务，满载战利品归来。
《王的归程》 放弃意识形态争论，集中描绘军事政治斗争。作者威廉·达尔林普尔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加入了英国最古老的卫队。 —— 近卫掷弹兵，达尔林普尔我去了阿富汗。由于这是一个考察领域，所以写作风格与学术专家完全不同。
作者收集了大量官方档案、私人信件、回忆录、日记，特别是非英语文学资料，并聘请了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的助手进行翻译。其中有很多西方学者以前从未使用过的资料，比如阿克巴汗的长篇波斯史诗和阿富汗叛军的战地报告。达尔林普尔撰写有关印度历史的文章并搜索大量非英语材料。
与坐在实验室里的学者不同，达尔林普尔有第三世界的亲身经历，长期生活在印度古都附近的农场，自己种植蔬菜并制作山羊奶酪。尽管他同情亚洲人民，并在《最后的莫卧儿》中多次揭露英国官员的愚蠢傲慢，但他因政治因素而拒绝回应反帝爱国史学。书的最后客观地指出，阿克巴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对“阿富汗”没有民族认同感，也没有尝试使用这个地理术语。普什图人觉得自己和兴都库什山对岸的人民“同文同车”，两地自古以来就形影不离。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英国对阿富汗发动了两次战争，将阿富汗的边界压缩到了今天的样子。巴基斯坦是向英国投降的穆斯林地区，阿富汗是英国无法征服的穆斯林地区。
救国运动塑造了这个国家的身份，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西方人就把“阿富汗”这个词写在了地图上，那个地理空间的人们也逐渐采用了这个名字。
刘灿雄
